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人员。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题写的雷锋日记：“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上海会议结束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和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随后，交给他一个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三线”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直到1966年4月9日才回到北京。

    1月8日，中央决定增补陈毅c刘伯承c徐向前c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军委秘书长职务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月14日，周恩来约广播事业局局长c党组书记丁莱夫，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恩来说：“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用“思彤”为笔名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1月13日至17日，经周扬确定，约请关锋c戚本禹写的文章，陆续交到了中宣部。本来，中宣部约他们写的是批判吴晗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是想把批判约束在学术批判的范畴里。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标题就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一篇是与林杰和写的，标题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也是专讲要害问题的，都上到很高的政治问题的高度。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中宣部没有把握。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全国学术批判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手负责。龚育之和林涧青去向许立群汇报：

    “关锋和威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你看怎么办？能不能发表？”

    是啊，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字，许立群为难的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我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我要向上面请示。你们把关峰和戚本禹讲要害问题的文章，还有你们自己写的那篇《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的文章中，有关要害问题的提法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龚育之接着说：“还有，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

    “我看，把这段文字删了吧。” 林涧青建议说。

    “行吧，你去征求一下关峰的意见。”许立群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与关锋通完电话的林涧青黑着脸走了过来说：“关锋说了，一个字也不能改。”

    “怎么这么霸道，还一个字也不能改。” 龚育之和许立群听了，都十分生气。

    “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你们也作一个摘要，向五人小组报告吧。” 许立群说道。

    这时，龚育之好像想起什么事，突然说道：“对了，我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何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