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时期，连军饷也没有，队伍也没有散，我们也胜利了。但是，对于如此一件大事，贺龙c罗瑞卿越过他直接向建议，他是极不满意的。

    在此之前，1964年6月，罗瑞卿和贺龙在全军搞了一次“大比武”，c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前往观看，大加赞扬。报纸c电台纷纷做了报道，还摄制了电影，搞得十分热闹。当时，正在养病，没有参与此事。

    后来，的夫人叶群了在部队基层听到对大比武中的一些做法有反映，认为“大比武”冲击了c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口号。于是，要求在1965年的工作中要“突出政治”。

    1964年12月28日晚，在广州召见总政治部工作组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c《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刘志坚当晚向罗瑞卿电话汇报，罗瑞卿听了感到非常不安，也很不服气，当即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12月29日晚9时50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指示。在会上，罗瑞卿为自己辩解说：“我理解同志的指示是指局部而言，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了。”

    同日晚23时，在广州再次召见刘志坚c唐平铸，讨论c审定了由了提出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这一“指示”说：

    “我们是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工作就会走 到邪路上去。”

    在引证了的论述后，“指示”提出：

    “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主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我军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c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

    指示中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口号。

    1965年《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罗瑞卿在北京准备了一个初稿，标题是《把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

    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成绩，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稿子送到广州后，很不满意，让刘志坚c唐平铸重新修改，加进了“突出政治”的内容。

    于是，军报便出现了两个元旦社论的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将罗瑞卿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起草的稿子称为“北稿”，而由授意，《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等人修改过的稿子称为“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感到两稿很难统一，罗瑞卿打电话给刘志坚和起草“南稿”的唐平铸等人，对他们说：“你们的稿子看到了，和原来的稿子差距很大。你们赶紧回来一下，和华楠他们再研究研究。”

    刘志坚觉得很为难，修改稿是按照的意见改的，很多地方都是亲自写的，他们回去怎么好擅动呢？于是就说：“林总这边现在离不开呀。”

    罗瑞卿说：“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

    12月30日，刘志坚等人赶紧回到北京，当天“南稿”c“北稿” 起草人会合在人民大会堂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因为第二天就要见报了，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肯定 1964 年军训的成绩，同时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