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增多无疑推动了土耳其公民社会的成长。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成为民主党争取民众支持和竞选议会席位的有力工具。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大选中，苏非教团的信众大都表现为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则被苏非教团的舍赫赛义德努尔西誉为“伊斯兰教的倡导者”。由此可见，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呈现为同步的趋势，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

    1961年宪法沿袭1924年宪法的世俗主义政治原则，明确限制宗教活动。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多党政治日趋完善，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遂由文化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领域，苏非教团恢复合法地位，诸多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相继建立。

    20世纪70年代，正义党政府和共和人民党政府均对伊斯兰主义持温和的态度。1970年建立的民间组织“启蒙的熔炉”，成员来自商界、教育界和政界，致力于打破左翼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原则改造土耳其社会，强调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 500年历史的突厥传统和具有1 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清真寺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增加，至1990年达到7.5万处，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近1 800处，教职人员由1979年的约5万人增至1989年的超过8万人。1979年，土耳其约有200个宗教基金会；1987年，宗教基金会增至1 258个。与此同时，教科书以及广播电视中的宗教内容日益丰富，伊斯兰出版物发行量扩大，多处苏非派圣地重新开放，宗教服饰随处可见，甚至内阁成员也频繁参加宗教活动。

    多党制时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组织，大体包括三种类型：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和具有暴力色彩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处于半合法状态而在土耳其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苏非派教团和具有合法地位而致力于议会选举的伊斯兰政党。

    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反政府暴力活动主要来自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来自威权政府的高压环境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暴力活动逐渐销声匿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暴力活动死灰复燃。相比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苏非教团之间的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浮出水面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大都活动于苏非教团的框架之外，甚至将苏非教团视作攻击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剧烈动dàng，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政治暴力呈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卷入多党制的政治漩涡，成为救国党抗衡右翼极端政党民族行动党的政治工具。19761977年，民族行动党的外围组织“灰袖”与亲救国党的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关系紧张，引发暴力冲突，后者常处于下风。为此，救国党开始利用其下属的袭击者同盟建立武装组织，抗衡民族行动党及其外围组织灰袖。1978年起，救国党开始建立军事训练营。至1979年，救国党建立的军事训练营达到32处，分布在乡村各地。1979年12月，总部设在安卡拉的袭击者同盟被官方取缔。1980年1月，救国党成立青年袭击者同盟，总部设在科尼亚，军事训练营依然延续。1980年9月军方政变后，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和青年袭击者同盟均被官方取缔，军事训练营头目被捕入狱。

    1980年军方政变以后，面对来自官方的高压政策，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脱离持温和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