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并非绝对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明确界定所谓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cāo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的社会与世俗体制的国家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悖论，而伊斯兰主义的暗流涌动则体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进而构成民众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治层面的变化并未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是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明显倾向，世俗化则构成政治极权化的同步现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服务于绝对主义的政治需要，构成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