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柏林还指出，货币不过是另一种商品，但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不，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1：341）说：“‘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地区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这些“市场”就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联系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cāo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xìng。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许多人已经论证了这一观点中的宏观供给方面。他们强调，生产和（或）出口货币，乃是为了弥补贸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则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中的宏观需求方面，认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润滑着生产和贸易的运转机制，而不仅是“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与之相辅相成的微观供求论证是，个人生产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产者和贸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润追求而必须在全世界的宏观供求货币化或润滑过程中各尽其责。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尔德兹的著作（199。）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用林也认为：“一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架构包容了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它确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xìng，因而也更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范围，因为一种充分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现象”（Perlin1994：95）。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