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的结论则是相互支持的。其中有一些亚洲学者。菲律宾学者乔治·阿西尼耶罗研究亚洲在全球的地位（1978，1985）；乔杜里早期研究印度和印度洋的著作（197，1985）中的观点在本书中将被多次引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著作《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中得到发展。王国斌对欧洲和中国的工业革命作了新的比较研究。日本学者读下和胜考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本书第2章大量引用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阿吉里、滨下和塞尔登（1996）主张对过去五百年这一东亚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研究整个世界经济。丹尼斯·弗林及其合作者阿尔图罗·吉拉尔德兹进行了一项世界经济分析，但是他们仅局限于分析世界白银市场（我在第3章中多次引用这一分析）；不过他们也强调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xìng。

    另外两位学者的著作也带有一种世界经济视野。弗兰克·柏林以真正的全球视野分析了印度经济（我在论述贸易的第2章、论述货币的第3章和论述市场制度的第4章都将引用他的著作）。但是他似乎怯于把同一个分析视野应用到整个世界经济上。肯尼思·波梅兰茨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位用全球视野来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xìng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导论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中国和欧洲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茨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xìng。

    这也使得我们这两个对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