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就指出（Frank1994，1995），在本书中还要进一步证明，他们两人的著作是出自一种欧洲的世界视野。

    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世界时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当然，布罗代尔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在论述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3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发现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中。而且，他们的疏忽是十分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xìng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欧洲及其模式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以及我当时写的（参见本书前言）《世界积累》和《依附xìng积累》——就是旨在对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做出系统的论述。我们两人都强调欧洲的扩张给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造成“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对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资本积累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沃勒斯坦更关注世界体系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当然我也用“中心一卫星”的说法予以承认；而我比他更关注该体系内结构之间的循环运动。

    但是，沃勒斯坦和我都局限于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过程提出概括模式和进行理论分析。我当时认为，沃勒斯坦至今认为，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这就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理论的局限xìng。只要这种理论依然以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一欧洲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为中心，它就不能充分地涵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我们提出的这一体系“早在”16世纪就涵盖了美洲和一部分非洲，但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包容了世界其他部分，分析这种进程也许能给人某种经验的和历史的教益。

    但是，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材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没有诞生，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韦伯、波拉尼，还有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再加上弗兰克，这些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有许多人可能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只是盯着那个地方，因为——由于我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把那里照得更亮一些。

    在我看来，近年来在这个陈旧题目上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几乎一无所获，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还白白浪费了许多重新进行理论概括的好机会。例如，埃里克·沃尔夫（1982）和萨米尔·阿明（1991）固守所谓的“纳贡生产方式”，旨在对15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沃尔夫）或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世界（阿明）做出概括。再如，盖茨（1996）对一千年间基于“纳贡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的原动力”进行了一番分析，尽管她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说明它们为什么和怎么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父权制度。反之，本书将要证明；“不管他们的家庭生产关系——不必考虑生产‘方式’——如何千变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着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而这一点因人们不恰当地、甚至张冠李戴他强调‘生产方式’而被掩盖了。”

    最近，范赞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