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债券市场帮助民国政府平摊支付压力的能力再大，也无法对冲掉制度缺陷所注定的命运。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

    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从表面看好像如此，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

    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黑箱cāo作滋生腐败，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

    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

    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

    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

    是，1990年代的亚洲国家、1930-40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

    外债而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第47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14)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纪

    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

    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

    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

    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

    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

    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

    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

    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

    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

    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

    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

    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

    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

    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

    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

    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xìng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

    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dàng。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