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打定，他对赵恒惕拍起了胸脯，假如唐生智敢犯上作乱，本帅当拔刀相助。　　听说吴玉帅要助自己的对手一臂之力。唐生智也暗暗害怕，于是也悄悄地向吴佩孚示好。　　吴佩孚却一阵冷笑，这是他的连环计，先让唐生智反赵恒惕，然后再以助赵的名义讨唐生智，湖南这块地盘必将落入自己的手里。　　因为有吴玉帅的默认，唐生智果然发难，将赵恒惕赶出了湖南，因为吴玉帅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拔刀相助，赵恒惕摇摇头，长叹曰:“连吴玉帅那样一言九鼎的人都食言而肥，真是人心不古。”从此心灰意冷，息影政坛。　　吴佩孚反而来了精神，一改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唐生智派到汉口的代表欧阳任露出了狰狞，限他24小时内让出军事重镇岳阳，并通电讨赤，彻底断绝与两广的关系。说着话，他命人取过纸笔，握管挥毫，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个“兵”字，又在上下两端写下北南二字。　　“本帅既可向北方冯玉祥用兵，过去的账还未算清。”说着，一道黑线划向了上方。　　“也可向唐孟潇用兵。”一道黑线又划向了下方，犹如一柄黑色的锋刃。　　欧阳任一哆嗦，却也无比气愤，心里恨恨道:“吴子玉欺人太甚。”　　唐生智也是一团火直往脑门子上蹿，对着随欧阳任一起来长沙的吴佩孚的代表谭道南大声嚷嚷:“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说着，从腰间掏出手枪，重重往桌子上一掼，“或者吴玉帅的这块金字招牌被打碎，或者这件东西解决了我。”摆出了拼命架势。　　吴佩孚就是要逼着唐生智和他刀兵相见，当即升帐点兵，挥师湖南。唐生智的兵马不是对手，望风而逃，很快就丢了湖南大半。无可奈何之下，唐生智只能加入广东政府的阵营，寻求支援。北伐战争也因此而引发，本来广东方面正因为“中山舰事件”而政局动荡，无暇北顾，但唐生智的求援不能不理，不然，丢了湖南，不要说是北伐，连大门都让人堵上了。于是，叶挺的独立团率先上了前线，蒋介石率大军随后而行，准备与吴佩孚一场恶战。　　就在这节骨眼上，吴佩孚却率主力离开了湖南战场，他以为唐生智已没有回天之力了，湖南战事大局已定，于是又构思新的宏图。现在，他已急着北上，去会见昔日的对手张作霖，两人此番是解释前怨的。在吴佩孚的心中，最恨的还是冯玉祥。现在的张作霖，日子很不好过，“屋漏偏逢连阴雨”，江南的溃败，还没让张作霖顺过气来，手执重兵的郭松龄又于1925年11月下旬在滦州倒戈，直杀到张作霖帐前。　　关于郭松龄反戈的动机，有许多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冯玉祥挑动其间”，冯玉祥也不隐瞒，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了此事。　　郭松龄这一击之威力，丝毫不亚于冯玉祥当年发动的“北京政变”，如果不是日本人干涉，张作霖都打算通电下野了。尽管后来转危为安，但是奉军的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恢复。所以，张作霖也和吴佩孚一样恨透了冯玉祥。1926年初，正式致电吴佩孚，提出联合问题，吴佩孚很爽快地答应:“以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如今郭松龄倒戈，也令你痛心，我愿帮助你。”　　吴张联合，也有政治上的一致和需要，他们两人都是以消灭“共产”c“赤化”为己任的，吴佩孚的部下在北京对中外记者露骨地挑明吴张联合的反革命目的:“奉直妥协的政策，是先扑灭北方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实行全国之刷新。”在张作霖的邀请和催促下，吴佩孚于1926年5月26日，挑选精兵2100人组成卫队，挂上四十节车皮，唱着自编的《满江红》，意气风发，启程北上了。　　一路上马不停蹄，待赶到前线，奉军已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打得热闹非凡，守卫南口的是西北军中最出色的将领之一的鹿钟麟，南口防线也是由苏联人帮助修的，依地形而建，阵中有阵，沟壕相连，火力网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