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美国政府显然无意帮助蒋来捏造这样一种借口。但是这时美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张进行干涉，他们认为蒋的困境正好符合他们自己大做文章的需要，所以就赶紧出来帮蒋介石的忙。

    这时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台柱有：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为首的“时代—生活—幸福”杂志出版集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共和党的某些头面人物，以及名气不如他们显赫的人物，如众议员周以德、魏德迈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蒲立特，此人曾任驻莫斯科和巴黎的大使，是共和党对外政策重要发言人，也是亨利·卢斯的至jiāo。

    蒲立特和卢斯屡屡表示钦佩蒋介石，托马斯·杜威州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同情蒋介石政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都是受了fǎn gòng情绪的支配。但是，共和党和中国独裁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点也是起了作用的。蒋介石必须找到一头替罪羊来推卸失败的责任。唯一能当替罪羊的只有俄国人，唯一能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是满洲。共和党则面临总统选举，它非得把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国内外都搞臭不可。蒋介石的失利，为共和党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归罪于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在雅尔塔同斯大林搞了一笔jiāo易，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参加对日作战。由于蒋没有能打开华北平原的通道，他的战略失败了。然而蒋的宣传部门人员还是继续谎报在华北地区打了胜仗，而对满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宣传手法。于是记者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本来满洲的局势已经够糟糕，政府却故意把它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坏。他们向记者们透露种种“权威方面”的内部消息，包括虚构的战斗失利和满洲即将弃守等等。这类新闻听起来煞有介事，可就是一点也不可靠。

    大多数外国记者已经看出，这一整套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满洲描绘为中国内战的中心战场和唯一重要的战场，以便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俄国人。然而这些驻华记者却无法向美国公众揭穿远东局势的真相。

    等到杜威州长、范登堡参议员以及艾尔弗雷德·兰登等一帮共和党头面人物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援助蒋介石时，情况就更其如此了。当时鼓吹援蒋的还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这两家杂志常常把自家记者发回的报导丢在一边不用，却特派蒲立特去中国采访。这时，所有拒绝为蒋介石撑腰的人都受到抵毁，非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汇成了喧嚣一时的大合唱。乔治·马歇尔由于没给蒋帮忙而遭到恶意中伤。生前鄙视蒋介石的史迪成将军被骂成是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罗斯福总统更是备受非议，说他把美国的切身利益“出卖”给苏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立特以《生活》杂志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位前大使先生在中国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很快就返回美国，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二页的文章，标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篇报道，还不如说是鼓吹美国进行公开而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文章还宣称，应当由麦克阿瑟将军掌管援蒋事宜，他的时间应该一半用于中国，一半用于日本。

    为了大肄宣扬这篇文革，卢斯在美国全国各地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中国政府发言人也对蒲立特的主张大加捧场。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蒲立特的论点很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这个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要不是被人在雅尔塔“出卖”给斯大林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成其大业的。雅尔塔的叛卖，使俄国得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以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