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农民算得了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十分顽固不化，他们硬是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震动。每当我想给美国军事人员介绍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他们就把话岔开，打听八路军的士兵拿多少军饷，穿什么样的制服，奖章的规格和形状，或者问起革命战士阵亡处的出入口两边种的是什么树。他们既然不愿意接触新思想，也就必然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耍的事情了。

    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害怕被扣上红帽子的。美国国内正在掀起fǎn gòng浪潮，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一些识时务的观察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外jiāo官和军事观察员，对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腐败、将领无能、众叛亲离等情况，倒还愿意报回国内；但是，对于共产党所占的农村地区进行革命的情况，不是有意迥避，就是含糊其词，报告里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一位美国官员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可不怨惹这个是非！”另一位说，“你在国外呆久啦，不了解现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红帽子满天飞呢。你对我讲的，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我可不愿上报。“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说明一下，我并不想非难我国驻华代表们的业务能力。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直和有头脑的，是我国能干的驻外工作人员，同我国驻任何地方的人员相比恐怕也毫无逊色。美国的外jiāo官、武官、商人、记者和传教土如实地揭露了蒋政权腐败无能、暴虐专制的情况，值得嘉奖。但是，他们不能毫不受到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不自由的影响。尽管他们还没有象美国国内许多普通公民那样，在最近的大规模检举揭发、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一片恐怖的浪潮中不断受到迫害，但是，这种情况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报道中国消息的美国人受到的压力，虽然是间接的，但有时也是够大的。例如，我从共产党地区一出来，就给美国一家全国xìng杂志投了两篇稿。这两篇东西现已被入本书，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买下了这两篇稿子，还来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但是在美国国内人为地煽起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而且还指责我赞同“暴乱行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土曾经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革命的书。一九四九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竟在一份内部通报中诬陷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亲俄的日本间谍组织有联系。这种诬告如此荒诞无知以致美国军方不得不予以撤销。但是，此中的厉害足以吓住胆小怕事之辈。当共军过长江时，纽约某报竟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凡是说过中国的赤色分子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记者一律进行调查。这无异是企图用美国秘密警察的幽灵来吓唬那些观察中国局势的人们。这种对美国作家(还有美国外jiāo官和传教士)施加远距离间接恐吓的结果，多少掩盖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蒋介石不信任本国人民，而他又需要美援，所以他不敢承认自己在华北所处的劣境。但是，为了获得美援，他又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的失败，并为这些失败寻找借口，使他本人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不致受损害。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都表明，统治阶级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认为祸根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把一切归咎于什么外因或其代理人。中国的统治集团也袭用了历史上一切垂危政权的故伎，它自欺期人地想把自己的全部麻烦都归咎于苏联。蒋介石集团的想象力真可谓丰富矣，却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这种作法也使这个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矛盾之中。首先，蒋的许多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