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钱时，他们就克扣长工的伙食，甚至连长工点灯的油也不给了。有时在村口站岗放哨的民兵想要点粥喝，村长就训斥他们说；“啊，你们想要喝粥!下一回你们就该想要吃ròu了！“然后就强迫这些要粥喝的人出公差替军队搞运输。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村长借机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并在会上煽动说；“要想喝粥就到区公所要去！“群众一想，连口粥都喝不上，还要被迫去给八路军干活，于是就怨恨起区公所来了。他们抱怨说：“要咱们喝西北风！”不久，区公所给村里调拨了一批救济粮，村长又威吓说：“吃了救济粮就会被八路军抓走。”地主也乘机借题发挥，造谣惑众，说什么“你们都去开会吧，小心八路军把你们给抓走！“结果好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去参加开会。地主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农民起来斗争。同时，农民本身疑虑重重以及胆小怕事的通病，也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十分缓慢。在冀南一个村子里，一部分群众自发地起来清算一个私吞了五千斤公粮的地主。他们把这个地主拥起来送到了区公所，并控告说，“这个家伙杀害过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你们的粮食。“他们不敢说那粮食本是属于他们村公有的，因为他们以为八路军是不会替老百姓办事的。另外，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还受到家里人扯后腿。在一个名叫蒲镇的村子里，一个积极分子带一位干部到家里串门，他的母亲对干部说：“俺常听俺儿子念叨你们，俺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是好样的。可是到头来又能落得个啥呢？“干部走后，父母又对儿子说：“你可得小心呀！”当那些作父母的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诉苦大会上带头控诉地主时，一个个惊恐万状。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个老农在会后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你干啥非要去出那个风头?你就不会跟在大伙儿后面喊几句口号就得了?“有些人家还为亲朋好友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而担惊受怕。他们惶恐不安地暗自嘀咕：“左邻右舍的这一闹腾起来，咱家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这种状况在八路军尚未进驻的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农民一般都不敢提出什么要求。我曾听见一个农民对干部说：“俺只要能吃上一个山yào蛋、几粒小米饭就行了。“还有一个受尽了地主欺压的农民对于部说：“让区里把俺抓走吧。过后把俺放掉，回来俺好说，俺被你们抓去训斥了一顿，因为俺不肯诉苦。“还有的在诉苦大会上站起来发言时，总是说：“俺这是替穷人说的，这可不是俺自家的苦。“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xìng，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穷苦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仍然要低头哈腰。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俯首帖耳，许多人已经拾起头来朝前看了。就在这些表面现象底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自动发生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具有斗争传统，发动他们分地并非难事。那里的地主对新政权也有所领教，不敢顽抗。在八路军进驻的地区，地主也不难制服。但是在大多数村子里，斗争进行得较缓慢。当时，平原地区的土屋茅舍和山区的简陋窑洞都成了革命的孕育之地。干部们和无地的农民晚上就在这些地方秘密串连。干部们逐步使农民认识到，地主的存在就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是啊，要是没有地主，咱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农民赞同地说。干部们进一步问道：“那你们干吗不起来清算地主，分他的地？“那咋行啊？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干部回答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于是他就介绍某村的农民是如何如何清算地主的。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干部们耐心地对农民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宿命论的束缚。干部们在那些听得入了迷的农民眼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