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招土地出租以摔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

    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创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jiāo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guó mín dǎng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guó mín dǎng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guó mín dǎng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撮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名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入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guó mín dǎng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天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guó mín dǎng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