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9月，máo zé dōng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bào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chā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这盆水我须先用来洗脸抹身，然后用来洗头，最后再用来洗脚，所以是“一水三用”。

    “当时我们每天的菜钱是两分钱，刚好可以填饱肚子，过年时才能吃到ròu，不过每个月我会设法回北京一趟，那时我父亲还定期汇钱给我，我可以在城里吃顿好的，补补身子，在北京饭店吃碗热烫烫的馄饨只需一块人民币，一个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块人民币。”黄鸿年说，“可是这已不再是物质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使人难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实简直是“千辛万苦”。

    在印尼望加锡时，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黄鸿年也非娇生惯养之辈，可是家境总算是渐渐好转，属于“中康”阶级，还好，在中国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黄鸿年在汇文中学的老师徐绪标就回忆说：“黄鸿年那时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好打不平。原本华侨子弟毋须上山下乡，但他主动报名到山西农村chā队落户。”

    回想当年停学下乡干活、向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学习，黄鸿年有无限感想，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浪费青春，我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我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给我的打击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灭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里越矛盾，也越难受，挫折和痛苦久久无法挥去。”黄鸿年最后决定带着千头万绪的心情，离开无时无刻不在批斗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写信给周恩来，热切表示我要尽快回到印尼。几个月后，当局批文发了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个高潮，没有人可获准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在那时候是不是惟一一个获得特别批准离开中国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获准离开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极少。”黄鸿年说道。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也曾深深后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10年就这样给浪费了。不过，今天他却有个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现在回想起60年代在中国的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我日后重返中国大展拳脚的无形的宝贵资产。”

    白白的“浪费”转变成千金难换的“资产”，看来只是一线之隔，而这个大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就是来自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僵化多年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为海外华商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而在文革时期高举毛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跟随大队下过乡的黄鸿年，日后重返中国经商，建立人际关系时，他所处的优势自然会比没有这类特殊背景的人强得多。

    其实，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大大扩大了人生的接触面，了解了民情民俗，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dàng的人，他们所吸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