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c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又说：“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

    当是时，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c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c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独能不附逆贼，甘奉正朔，如王师范c罗绍威c韩建之所为，亦可谓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称王，而帝制赏罚之事，听命于朝，循分自揣，安于其位，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亦可谓之不妄矣。”那么，杨行密与他的“英雄”们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杨行密与后来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c县长官。但“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如今，杨行密还不是吴王，甚至连弘农郡王都还不是，仅仅只是淮南节度使，又是短期内突然崛起，约束力自然更不是那么强大。

    其次是顺应民心，此为保障。

    王夫之对南方许多割据政权顺应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为然：“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时“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杨行密“力捍凶锋，保江c淮之片土，抗志崛立”。

    时人称扬一益二，经过七年战争淮南破败不堪，商贾不行，百业凋零。杨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盐之利，虽经战火破坏，但基础还在。杨行密曾经“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进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他采用高勖建议，未强行交换百姓布帛，而以茶盐同邻道物物交换。楚州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带则产茶叶。杨行密招抚流散，发展生产，这些产业在战后都被恢复起来。田頵为宁国节度使时，宣州地区“民室未完，民逃未复”，田頵采取措施，轻徭薄赋，让逃民复业，“不期岁，菏耰秉锄犁，撬播于泥，如云之稼，穰穰在畦”，其时“食廪实矣，田野辟矣”。南唐史虚白即谓“广陵殷盛，士庶骈阗”。

    同时，李曜还注意到，杨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税收政策很有创造性。“先是，吴有丁口钱”。陶雅入歙州后，开始实行按亩征钱制度，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田税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说丁口钱的征收具有临时性，按亩征钱则向定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独醒杂志》云：“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杨行密时所征产钱，较李氏轻数倍。”“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