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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凡认为,吴可读死志早萌早在“尸谏”的五到六年之前;“尸谏”,不过是他为自己寻找的一个最合适的弃世的藉口。

    “五到六年之前”也即同治十二年到十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吴可读觉得生无可恋了呢?

    本书不止一次,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彼时,驻甘肃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畏敌如虎,苛民亦如虎,横征暴敛之外,更杀良冒功,屠戮无辜民众两百余人,终为主持西征的左宗棠所劾,被逮入京。

    成禄的罪,是不折不扣的死罪,可是,他的后台是醇王,穆宗亦有意庇护,最终不过拟了一个“斩监候”这个“候”字,基本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死缓”,有了这个“候”字,死罪也就不是死罪了,命是一定保得住了。

    将来,寻个什么合适的机会“起复”,也不算稀奇。

    身为甘肃人的吴可读,激动义愤,上折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大呼,“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封奏折,彻底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不仅欺他年轻,更暗指他是桀纣之君,于是,亲政之初的穆宗,大张天威,竟然不但不杀成禄,反要杀吴可读了。

    这是穆宗做过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桀纣的作为,单凭这一件事,关卓凡就认为,本时空请他早些“大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最负责任的做法。

    穆宗震怒之下,两宫皇太后苦苦相劝。充耳不闻;慑于天威,三法司上下震栗,一片诺诺,唯有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不肯阿上枉法,吴可读才终于捡了一条性命,贬官回乡,这些。就不再赘述了。

    要强调的是,事实上,吴可读并无心欺穆宗年轻,更没有任何指斥穆宗为桀纣之君的意思,相反,他一心以为。今上是圣明天子,不过是一时为佞幸所蒙蔽,才放过了成禄,只要看了自己的奏折,自然幡然醒悟。

    他的奏折的激烈的用语,一是因为性子“憨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过。再愤怒,也是针对成禄免死这件事情,而非针对穆宗本人;另一个,也是文人惯用的“故作惊人语”。以此来增加行文的气势、力量他自己痛快,至于受众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多少,抱歉,不在考量之列。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您是这样的“圣明天子”啊!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犹如男女热恋。女子对男子一片痴情,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抛却性命。然而。一夕之间,突然发现。男子其实根本不爱自己,不仅一直对自己虚与委蛇,更在暗中和小三合谋,要致自己于死地。

    比喻未必十分恰当,但贬官回乡的吴可读,和发现了真相的女子,两者经历的打击和“幻灭感”,却一定是相差仿佛的。

    关卓凡以为,吴可读的死志,就在这个时候,萌发出来了。

    不过,吴可读很清楚,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死,更不可以拿成禄的事情来“尸谏”,因为,这样做,是真正的“致君于桀纣”了史笔如铁,今上会在青史上留下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这,绝不是他“致君于尧舜”的本意。

    还有,这么做,一定会激起穆宗更大的愤怒,吴可读的身后,一定不可收拾,所有荣衔,都被剥夺,一贬到底,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子女家人,也会受到重大的牵连。

    而那个成禄,还是杀不了,穆宗的牛脾气上来,无罪释放也说不定。

    如此一来,被打脸的,就不仅仅是吴可读这个小小御史了,正在主持西征的左宗棠,也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牵连成禄是被左宗棠弹劾落马的。

    乱子如果闹大了,自己的身后,就一定有“不知轻重、沽名钓誉”的讥评,未必尽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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