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一个新物种，并不是轻松的工作，首先就得查询有没有前人的重复发现，仅此一项，有没有电脑的时代都能累死人。

    如果翻开植物分类学的书来看的话，一大堆的动植物后面，都有数量不菲的“异名”，拥有个异名，或者更多种异名的动植物不胜枚举，而“异名”的意思，基本就可以说是“矮油，认错了”的意思。

    即使分类学家们再认真，鉴于地球上的物种如此繁多，出现异名依旧是不可避免的事，为了不成为异名组的一员，谢教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

    不过，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电镜使用，又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科研狗可供驱使，谢教授倒是很愿意帮忙。

    光是能用一下新款的电镜就不容易了。

    不像是杨锐，动辄百万的购买设备，谢教授虽然也是北大的教授了，一年的经费却只有10万元不到。

    这其实才是正常的经费分配模式，做植物分类学的，一年能有几万元的经费，已经很不少了。

    这些钱，自然也不是让谢教授来添置设备的，要用设备，他就去公共实验室里，其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交到公共实验室里，用来给大家一起购买设备了。

    这自然是不太爽的，可也是没办法的事。

    杨锐的离子通道实验室，前年刚组建的时候，还是一台仪器一台仪器的攒机模式，谁都没料到，他竟是攒的如此之快，一两个月就一台的速度，让他的实验室已然成为国内顶级的生物学实验室。

    比他的实验室好的也有不少，但要说全面超越就不太可能了，再怎么说，杨锐的实验室里的仪器都是新采购的。

    身为研究者来说，仪器的所有权固然是个好概念，但偶尔能够用用，也是很开心的事。这就像是小孩子去迪斯尼乐园玩，他当然想要迪斯尼乐园是自己家的，奈何投胎的时候不努力，后天再怎么督促老爹也没用了，但是，就算排队玩游乐设备，也还是很乐意的。

    此外，谢教授还从杨锐这里，学到了pcr的基础使用——让pcr的发明人当面教导pcr的使用，这种机会自然是不常有的。

    因此，到了“张飞蓝刺头”的新物种发现的论文出栏，负责执笔的谢教授，竟是干净利落的将第一作者让给了杨锐。

    杨锐也没什么犹豫的就笑纳了。虽然民间对于新物种的发现很感兴趣，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一篇新物种的论文就很普通了，要是鉴定出来一个新类群倒是有点厉害，仅仅是蓝刺头属的新种，也就只能发表到中文期刊上过过瘾了，谢教授用鉴定工作兑换杨锐的pcr教学，也算是公平交易。

    另一方面，凭着杨锐在生物学界的声望，他发表一篇新物种的中文论文，更是一路绿灯。

    往常需要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时间的审稿，只要九块八不是，只要天，竟就给审结了。

    不用说，《植物分类学报》的编辑，肯定是没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而向审稿人透漏了杨锐的身份。

    在国内，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大人物发表论文，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的故事。

    如果严格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谁知道负责审稿的学者，会不会脑子一抽，就给拒稿了？说不定还会写上一封言辞激烈的评语。

    像是杨锐这样的学者，在中国生物学界，已经是顶级水平了。s都发表了一遍，又是gp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不俗的战绩，声望刷的几乎破顶，再加上名下拥有两间实验室的管理权，可以说，他的动向完全有可能改变中国生物学的走向了。

    这样的学者，要是被一家中文期刊拒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中文期刊的拒稿理由充沛，那自然不用说了，期刊和拒稿人都能刷出大